1982年，时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廖汉生接到免职通知，随后被安排前往北京休养。其实对于这次职务变动，他早在两年前就有所预感。1980年从南京军区调往沈阳军区时，他就向组织表示：如果在沈阳工作两年后就要退休，不如继续留在南京军区。他甚至坦言，如果工作难以开展，提前离职也未尝不可。但组织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依然选择服从安排，认真履行新岗位的职责。
这一年，军队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人事调整。廖汉生与另外九位军区司令员、八位政委同时被免职，这些重要岗位都由更年轻的将领接任。在正式卸任前，组织曾考虑安排他出任军事学院院长或总政治部其他职务，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回忆说，1957年曾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三年后调离，如今再次担任类似职务，恐怕难以超越当年的工作成绩。至于总政的任职，他判断可能只会担任副主任一职，这个安排对他而言缺乏挑战性。
展开剩余62%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党的十二大尚未召开，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也未正式选举产生，但总政主任人选已经基本确定。最初方案是由陈丕显出任总政主任，余秋里担任政法委书记。但余秋里更希望回到军队系统，最终两人的任职安排进行了对调。这是否影响了廖汉生的决定呢？
从两人的履历来看，余秋里在战争年代长期在廖汉生领导下工作。虽然余秋里来自红六军团，但在二、六军团会师后，他被调往二军团第六师担任团政委，当时廖汉生正是第六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时，余秋里是其下属的旅政委和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余秋里在多个领域表现突出，先后担任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等要职，其晋升速度甚至快于在大军区任职的廖汉生。
1958年，余秋里转任石油部部长，为解决国家能源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经过六十年代的历练，他开始负责国务院经济工作，1975年升任副总理。而此时廖汉生仍在南京军区政委任上，两人的职务差距已经相当明显。
1982年军委换届前夕，新领导班子的人选已在酝酿之中。作为大军区政委，廖汉生对这些动向自然心知肚明。但他选择退休并非因为老部下担任要职，而是源于一贯的工作理念。纵观其职业生涯，他多次婉转推辞机关职务：抗战时期拒绝升任358旅政治部主任，宁愿继续当团政委；解放后又不愿从第一军政委调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最终勉强接受时还特别要求李恒汉担任副主任协助工作。
其实早在1980年调往沈阳军区时，廖汉生就多次表达退休意愿。他认为在沈阳工作两年就退休，既不利于熟悉新环境，也无益于部队建设。虽然组织当时没有同意，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不断向军委领导重申这一想法，并积极推荐年轻干部接替。随着1982年干部年轻化政策的推进，时年71岁的他深感精力不济，组织最终批准了他的退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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