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高饶事件引发爆发。
1955年4月5日，正值我在上海市公安局履职至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的周年之际，不幸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案件的牵连，我遭到了公安部专案组的逮捕。
正是在这一天，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头条上阅读到了关于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落幕的消息，该报道披露了高岗在反党联盟中的自杀事件，以及饶漱石被永远开除党籍的严肃决定。
次日夜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长约我进行谈话，要求我全面陈述上海市公安局涉及使用特务等问题的经过。我原本天真地以为这或许是专案组对情况不够了解，产生了误会。这些事情公安部领导早已知情。1951年春季，公安部领导在巡视上海期间，便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抗隐蔽斗争中所采取的特务手段进行了评价，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和错误。随后，他还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对上海方面表示愿意纠正的态度表示认可。实际上，我们早已进行了相应的纠正措施。到了1952年，公安部领导通过一个案例，直接对我提出了质疑，询问我在工作中是否过于谨慎，过于缩手缩脚。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经历数日的严酷审问之后，两名约四十岁的男子接踵而至。根据他们的言谈举止，推测并非来自公安部。其中一人说道：“饶漱石和潘汉年负有路线错误的责任，扬帆则是主要策划者，而你，则是执行者。”
确实，在解放上海初期，“以特反特”这一针对敌对势力的隐蔽斗争策略和手段，系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所提出，并经市委会议予以确认。实际上，饶漱石此举是有力依据的，源自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布的文件指示。
在经历了长达600天的监禁之后，审讯员以一种异样的目光向我透露，他们已经确认潘汉年为一“内奸”，扬帆则被定性为“奸细”。那一刻，我简直难以置信自己的听力。
1961年三月，一则政府特赦部分战犯的消息跃然纸上，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以及特务康泽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而我却依然悬而未决。怒火中烧，我大口吐血，即刻致信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陈词，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至五一节，我又提交了一份报告，翌日便重获自由。经过长达6年零1个月的囚禁，我被以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的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于起诉。
1963年，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亦终获释放，被安置于北京团河农场，过着半自由的生涯。而扬帆，因其坚决不认罪，依旧身陷囹圄之中。
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再次被监禁，长达七年半的漫长岁月里，身心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潘汉年与扬帆更是被“四人帮”重新加刑，遭受了残酷的摧残。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与董慧同志分别在1977年4月和1979年2月离世），这件历时长达27年的共和国首例冤案，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02
历史颠倒之谜
在上海解放的初期阶段，潘汉年同志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以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的副书记和书记等重要职务。在我与他建立工作联系之前，他的名字便已在我心中享有崇高的敬意。在他亲自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的时期，我才得以与他开展合作。
1938年，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任职，那时我还是一名新兵。一位战友有意向我提问：“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的‘首任大使’是谁吗？”我愣住了，无法回答。他笑着解释：“潘汉年同志作为我党代表，与福建的地方势力陈铭枢和蔡廷锴进行了谈判，他实际上就相当于苏维埃在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
1943年，我有幸于淮南解放区的黄花塘军部参与整风学习，期间，潘汉年同志为华中局与军部干部进行了深入的辅导报告。在报告中，他引用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利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的严重后果，这一深刻剖析使与会者深受启发与教育。那段日子里，我常在晚餐后前往黄花塘，常能目睹陈毅军长与佩戴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同志在田间小道上漫步，他们边走边谈，其热情洋溢的交流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成为我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
1949年五月，解放军乘胜追击，如雷霆万钧般进驻上海（陈毅同志的豪迈之词）。潘汉年同志身兼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与副市长双重职务，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却凭借着非凡的才华，日以继夜，处理问题干脆利落，面对困难总能保持镇定自若，从容不迫，条理清晰，掌控自如。在上海解放初期那段岁月里，潘汉年同志始终领导着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战斗之夜，引领我们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上海，我国之巨镇，历来为敌对势力所轻蔑，讥讽我国共产党“仅能治理农村，无力掌控城市”。尤其是这颗东方璀璨的明珠。昔日，旧上海曾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跳板，亦为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巢穴。当时，光特务组织便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毛森等系统，共计28个主要单位，特务人数众多。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反动党团骨干，盘踞于此的蒋帮余孽以及错综复杂的黑社会势力。
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针对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此举不仅提升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更廓清了部分不准确的观念。
华东局明确提出，我们需首先在思想上清晰界定依靠谁、团结谁以及与谁斗争这一根本性问题。强调指出，入城后，必须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广大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支持，并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参与，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若对此问题处理失当，将可能导致原则性的错误。此外，还需认识到上海形势的复杂性，社会改造需逐步推进，务必明辨是非、权衡轻重，稳步前进。若处理不当，则可能犯下策略上的错误。
华东局强调，我们解放城市通常采取自外而内的战术，群众自然会对我们表示热烈的拥护。然而，他们在思想与政治上的准备尚显不足。因此，在进城之后，对于社会改造的工作，我们不宜急于求成，以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鉴于此，进城之后，我们应优先集中精力完成以下三项任务：（一）彻底清除反动势力的残余，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宁。（二）接管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并加以妥善管理。（三）迅速恢复并促进生产力的复苏，以及交通运输的重建。
潘汉年同志坚定贯彻方针。
彼时，我们的境遇依旧艰辛。尽管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但凭借着美国的撑腰，他们仍不愿接受失败的现实，对上海实施了严苛的海上封锁和空中的轰炸，进行着垂死挣扎。我军已将800万蒋军中的大部分予以歼灭，而残存的反动势力亦开始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销声匿迹，另一部分则仍旧肆无忌惮地破坏，散兵游勇趁机劫掠，经济罪犯嚣张跋扈，扰乱金融市场，哄抬商品价格。
反革命特务间谍有的分散潜伏隐蔽活动，有的冒名接管，破坏解放军声誉。美蒋特务机关预伏的特务电台，每天同台湾秘密通电，供给情报，提供气象信息。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甚至进行猖狂的反革命纠合。
台湾、舟山敌人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妄图对华东、上海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进行暗杀，并在闹市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
这一系列困境，无疑为上海这个乱象丛生的城市进行全面接管、整顿与重建带来了诸多挑战。然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任何敌人的阴谋都无法得逞。全市范围内，无论是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还是各界知名人士，均未遭受敌人的暗算与伤害。
在持续不断的打击中，敌人接连溃败，纷纷向我方投降，社会秩序随之迅速恢复稳定，民众得以重返安宁的生活，生产活动亦逐步复苏。这一辉煌胜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英明政策方针的指引，亦与陈毅市长及其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卓越领导密不可分。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我们始终铭记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那个充满战火的岁月里，他时常审慎听取军警部门关于治安保卫工作的汇报，并迅速作出精准的指导。不仅如此，他还屡次身先士卒，亲自参与反间谍工作的指导。例如，在面对与反革命特务分子的斗争时，鉴于当时敌情不明朗、群众动员不足以及我们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的实际情况，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着重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一举措是正确的。
为确保7月6日举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及群众庆祝游行活动安全，市委决定在“七一”前夕开展一场全市性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并在此背景下，于瑞金路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市委、市府、军队、公安、法院以及工会、青年团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由潘汉年同志担任会议主持。针对主管部门所提出的搜捕计划，潘汉年同志指出，寄望于一次大规模搜捕便能彻底清除上海地区的特务和反革命破坏分子，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若实施切断交通、逐户搜查的措施，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响。我们绝不能重蹈国民党时期扰民政策的覆辙。他着重强调，此次搜捕行动的目标必须明确，行动计划需周密部署，搜捕范围不宜过广。
在六月之际，市公安局社会处针对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各隐秘角落所布置的深入秘密电台，展开了一场彻底的清剿行动。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奋战，直至次日，汉年同志特地莅临社会处，亲切接见了圆满完成任务的同事们。他既给予了充分的鼓舞与慰藉，又告诫我们，不应仅满足于破案成果，更需提升反间谍斗争的层次与深度。
在汉年同志的领导下，市公安局在策动、团结以及教育原国民党人员的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努力。
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在解放前夕流亡至香港，并将研究所内的重要图书资料一并转移。我们通过邓葆光的女友吴嫣（别名吴丽丽）与其建立联系，为其归途铺设桥梁。果不其然，邓葆光被成功争取回国，潘汉年同志与扬帆同志亲自接见了他。在他们的努力下，邓葆光将装有100多箱、共计万余册的珍贵图书资料悉数归还给祖国。这批资料中不乏善本、孤本，价值连城，曾获得周恩来总理的赞许。
在解放战争前夕，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不幸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彼时他们正受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严密监控。军统曾图谋加害张、罗二人，幸得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暗中保护，阴谋未能得逞（此因阎锦文与我国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有所联系，受到杨伟的影响）。解放战争胜利后，党中央特邀张澜、罗隆基赴北京共商国家大计。阎锦文担心因自身历史问题被追究，坚决要求一同前往，而张澜、罗隆基亦坚持将阎锦文带往北京。潘副市长为此亲自出面，做了大量工作，认定阎锦文在保护他们方面有功，并对阎锦文进行了妥善安置，最终化解了这场风波。
1950年1月25日及2月6日，美国制造的蒋介石飞机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江南船厂以及英联船厂等地进行了无差别轰炸。面对此紧急情况，市公安局倾尽全力应对。1月26日，他们迅速侦破了由台湾派遣至沪、频繁提供轰炸目标信息的罗炳乾特务电台。在“二六”轰炸事件的翌日，潘副市长下令将罗炳乾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到了1951年2月4日，市公安局成功一举破获了对我国造成严重威胁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徐松坚被抓获。在此重大胜利之际，市公安局召开了庆功会，潘副市长亲自出席并予以祝贺。
汉年同志始终将公安保卫队伍建设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1950年7月，社会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等同志亲自莅临并发表讲话。潘汉年同志更是经常留步，与培训班干部共进晚餐。技术侦察部门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职责，他们全年默默耕耘。潘汉年同志也特意前往探望他们。
03
潘汉年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我依然保留着1950年3月22日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同志发表讲话的记录，不妨借此机会，摘要并重温一番。
汉年同志在深入剖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上海在克服美蒋封锁带来的经济困境中，通过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确保了五百万市民的生计。粮食公司主动以低于市场收购价的价格向市民供应粮食。他着重强调了从全局出发、严格执行政策的重要性。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冲突，资本家不会简单归咎于部分工人的误解，反而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疑虑。他强调，中国大陆的解放虽以军事手段为主，但内在的政治因素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法八章》的颁布，对于全国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政策对起义人员的关照，使得许多旧人员得以留下，并有机会为人民服务。然而，这些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特务暂时存在的客观条件。他指出，要彻底击败敌人，必须深入了解敌人，要战胜敌人，则需学习敌人的优点。对于敌人的方法，我们应取其有利无害者，摒弃其有害者。例如，肉体惩罚、严刑拷打等反革命手段，我们绝不能采用。
公安部门的首要职责，便是严惩那些公然挑衅的特务势力。对于携带短枪、炸弹的城市破坏分子及其特务团伙，一经发现，务必全力追捕并予以铲除，绝不容其得逞，以免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
谈及稳步推进的策略，他强调，无论任务多么艰巨，局势多么复杂，务必先摸清实情，切勿急功近利。反动势力的活动往往能迅速挑动我们的急躁情绪，导致行动过于急切，从而陷入盲目追捕的困境，范围过于广泛。他反复提醒：“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胡乱行动，事后虽可逐一清理，却已失去了先机。如此一来，真正的敌人或许便趁机逃脱。在斗争策略上，他主张在“精准”和“稳健”的前提下，采取坚决的态度。要击中要害，首先需看准时机，诱敌深入，待敌人意图对我方造成破坏时，必须予以坚决反击。
他举例阐述，人们往往倾向于对流氓打架事件进行表面上的惩罚，却鲜少意识到，唯有揭露其背后的势力网络，方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他简洁地总结道：自上海解放以来已历经九个月，取得了一定成绩，在贯彻基本方针的过程中，树敌不多。
他特别强调，随着我们从农村步入城市，工作性质和环境均发生了转变，与阴暗面接触的几率增加，这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与堕落。加之我们公安人员手中握有权力，更容易触犯政策界限。他严肃告诫，绝不能以权谋私，侵犯民众的权益。最后，他对老同志们提出警示，务必在自我提升上投入更多的努力。
在另一场合，他针对我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我们过于沉溺于埋头苦干，却忽略了运用现实素材来教育并提升群众水平。他指责我们未能熟练地实施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策略。他曾在许建国局长面前公开指出，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中，有不少人尚未得到及时合法的处理。他严肃地说：“若再不解决这一问题，各位公安局长都将面临处分。”
审视过去在内部清查运动中采取的以逮捕代替调查的做法，完全无视法治原则，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和连累无辜的悲剧，这不正是偏离了正确路线，走向了错误的严重后果吗？！
自不待言，鉴于那时的历史背景，他的这些正确见解自然会被部分“左”倾人士误判为偏右。事实业已证明，正是汉年同志的正确主张在上海的工作中得以实施，这才确保了建国初期在上海的公安保卫工作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与卓越成就。
04
上海镇反运动指挥者
1951年1月，上海市着手进行反动党团特务的登记工作之际，市委召集各区区委书记召开会议。会上，潘汉年发表讲话，强调了对国民党员应根据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时期与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的不同阶段进行区分，此举旨在提升干部们的历史素养和政策理解能力。
自中央发布镇压反革命的命令以来，潘汉年同志肩负重任，代表市委亲自领导这场波澜壮阔、全党全民共同参与的群众运动。在一系列会议上，他尖锐地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错误，明确指出上海以往虽重视对特务的斗争，却忽视了那些浮于表面、罪行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打击。他强调，党委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一把手要亲自负责，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冬季防范工作相结合，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公安机关应坚持群众路线，与基层工会紧密协作，对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和纠察队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他指出，为规范杀人权限，特设立巡回法庭，深入民间。秉承毛主席关于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英明指示，广泛吸纳各界民主人士参与反革命案件的审判。此举不仅充分听取了各方声音，改进了我们的工作方法，更让公众深刻理解了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政策宗旨，进而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对镇反运动的广泛支持。
他亲自出席了在普陀区举行的公审大会，对罪行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与陈小毛进行了审判。受害者的愤怒控诉通过电台传播至全市，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潘汉年同志实为上海镇反运动的实际领军人物。
05
还原历史真相
汉年同志在党的文化事业、统一战线事务，尤其是在深入敌后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工作中，贡献卓著。
陈毅同志曾引用一句至理名言：“泰山不拒细壤，方能成就其巍峨。”这句名言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必须具备宏大的气魄，凝聚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深刻领会了统一战线对于革命成败、国家兴衰的关键作用，这充分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理解，并将其巧妙地应用于我国革命的实践中。在解放前后的岁月里，众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知名学者专家，在他的号召下，纷纷从海外归来。他擅长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汉年同志博学多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厚的造诣，其逻辑思维缜密，分析问题深入透彻，言辞简练。在撰写文章或作报告时，他始终坚持亲力亲为，从不假手他人。记得有一次，华东与上海联合举办了一场旨在清理中内层干部的会议，原本预定由饶漱石同志作报告，然而由于饶同志临时有事，无法出席，只能请潘同志代替。我们提前为潘同志准备了一份讲稿，直至会议前夕才交到他手中，他仅来得及浏览了讲稿的标题便登台发言。当时我们对于讲稿送达的延迟深感愧疚，担心这会影响他的报告效果，然而，得益于他平时对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和精准把握，他即兴发挥，报告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1年，适逢鲁迅先生忌辰，汉年同志于百忙之中挥毫泼墨，撰写了《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并于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与读者见面。此等兼具学者身份与市长职责的才俊，实在令人由衷敬佩。
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很早，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革命立下不少功勋，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从不摆架子，宽厚和蔼，平易近人，没有见过他对人发脾气、耍态度，受到大家的敬爱。他曾对我们的警卫制度提出意见，他苦笑说：“晚饭后若想去公园散步，何须让警卫员跟随，如此一来，既引人注目，又显得与群众格格不入。”
汉年同志历来重视干部的培养，尤其关注青年干部的进步。他对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甚严，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殊待遇，却充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在实战中磨砺技能、提升自我。在公安局的讲话中，他详细叮嘱大家要注重仪容仪表，力求符合文明城市的标准。面对干部的不足与错误，他从不姑息，却始终秉持着善良的心态，以团结为出发点，常以启发和引导的方法进行教育，力求不损伤同志们的自尊，因而成效显著，深受干部们的尊敬与爱戴。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对其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并赋予他应有的公正评价和崇高荣誉。读至此，不禁心生感慨，泪水悄然滑落。长达二十余年的冤屈终得昭雪，那块长期压在我们心头的大石终于尘埃落定。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岸形象，再次屹立于人民面前，并将被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简介：王征明，1923年4月诞生于江苏徐州。年仅15岁便在1938年1月投身于八路军学兵队。1943年，他担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一职，肩负起保护军部情报工作的重任。
1949年5月，我率部率先进入上海，与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会面，并交待其为我接掌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做相关准备工作。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政保处副处长以及处长职务，同时兼任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我被调至公安部第二局工作。
1954年4月5日，曾助潘扬一臂之力的王征明，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秘密逮捕。他被控告遵从潘、扬的指令，采用“以特反特”的策略，意图“包庇”特务与反革命分子。他先后两次身陷囹圄，在监牢中度过了超过13个春秋。在狱中，因极度悲愤，他不幸两次遭受精神分裂的折磨。
在潘汉年、扬帆冤案得以昭雪之后，1983年，公安部对王征明案件进行了最终复查，并做出了结论。王征明重返上海，担任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办公室的副主任。随后，在1985年，他被调任市公安局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到了年底，他按照正局级待遇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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